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民族的美学精神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品格密切关联。从人类心理的知、情、意三大基本元素来说，审美与情感的对话，及其对知和意的辐射与沟通，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回避的深层问题。
中国文化中，人的自我提升和拯救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此岸世界中，借助艺术和审美活动来实现。所以，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非常向往艺术的生活、诗化的生存。在这种超世与入世的统一中，获得精神的慰藉、解脱、升华。
中华美学主张涵美情，化美境，以情贯通知和意，最终成就美的艺术、美的人
中华文化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和诗性品格，形成了一种泛审美泛艺术的特点，这对民族美学以人生美学精神为核心的美感韵致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华美学不尚以美论美的纯理论思辨，也不仅仅局限于艺术，而是将美的视野拓展到了广阔的人生天地，涵融人与自然、与艺术、与社会、与人自身之间具体而丰富的创美审美的多彩实践，在宇宙俯仰、时空纵横、物我交融、生命驰骋、艺术涵泳中绵展与深味。中华美学讲象、情、趣、境、格、骨、韵、味等，追求象与境、情与理、言与意、形与神、虚与实、有与无的辩证统一，崇尚“趣味——情趣”“意境——境界”“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大艺术——大艺术家”“生活——人生的艺术化”的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的合一，体现了不着美而言美、感性理性交汇、形下形上兼容的诗性特质。中华美学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命题，大都是能贯通审美、艺术和人生的，不会走向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道路，也不喜非理性和直觉的宣泄，而是主张涵美情，化美境，以情贯通知和意，最终成就美的艺术、美的人。
情，是美学的关键词之一。美情，则是中华美学的关键词之一。如果说，西方经典美学的核心命题是以知（理性）来照亮情（感性），实现人感性的理性完善；中华美学的核心命题则是以情来蕴真涵善，化育和成就美的人。由此，西方经典美学中的情是与知、意相区分的独立的心理要素，是一种粹情。中华美学中的情，则与知、意相贯通，是在美的实践活动中升华和涵成之情，即美情。美情是美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诗性情感。与其相对的，是常情。常情是指日常原生状态的情感，美情则突出了美的实践活动对原生日常情感的加工、改造、提升、完善、传达、处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了美的实践活动中所创成的情感的新质。美情的价值，不在于这种情在生活中是否发生过，或有无可能发生，而在于它观照、体验、反思、批判、超拔常情的诗性向度，在于它区别于常情的诗性内质。美情的概念，呼应了中华美学的核心精神，即真善美统一的人生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不尚粹美，不崇唯美，不以对美的问题的纯理论探究为最高目标，而是要将对美的理论彻行于人生实践中，以情为核心，养情、涵情、正情、炼情、提情、导情，使知、情、意的统一贯通于行。美的涵成，亦即和谐完美的人的审美生成。
艺术的美学价值之一就在于既使个体的真情得到传达和沟通；也使个体的真情往“高洁纯挚”提挈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文教化，讲求美善相济，倡导诗教乐教，重视情之化育，可以说在本源上潜蕴着美情的意向。如老子的道化自然之乐、孔子的美善自得之乐、庄子的逍遥自在之乐，无论关涉自然之道还是人伦之道，都不脱离生命自身的悦乐。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而这种悦乐又有着浓郁的伦理色彩，将情和欲予以区分，以善为情的前置条件。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对情的认知，往往跟德性修养相关联，跟君子诉求相关联。而美情概念的出现，最早也是跟这种内蕴德行维度的君子诉求相联系。相关典籍，最早的可能是《郭店楚简》。其中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这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讲“情”源自何处，第二句是讲“美其情”乃君子的品格之一，第三句是对美情者之性质状貌的描摹。这个美情，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纯粹美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与道德相关联的德情美，它呼应了中华文化哲学伦理化、伦理审美化的尚美传统，是民族美学美情思想孕萌的最初形态，显示了源头上的人文取向和情性相成、以情化人的民族特色。但中国古典美学主要主张以道德理性来节制疏导情感。这种美善相济的德情观，主要偏于倡导中和之美，倾向于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
美情的命题，进入20世纪后，由于西方美学“真”的维度引入，并与时代赋予的启蒙需要相结合，一方面继续坚持发展了民族美学对情感的道德内涵的诉求，同时也体现出对艺术情感的独特美质、对磅礴悲壮的新情感品格的探研和倡导。王国维是第一个从美学的学理意义上来探讨美情概念的，把它作为与形式的形式相对的情感的情感，可惜未及深究和具体展开。此后，范寿康以“积极的”“深的”等词汇来阐发美情之美。梁启超则以“趣味”作为美情的内在规定。他把情感视为“人的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和“入到生命之奥”的“阀门”，认为“情感的本质不能说都是善的，都是美的”。因此，他以趣为情立杆，主张高趣乃美情之内核。在中国现代美学家中，梁启超是最早明确提出情感美化和情感教育命题的。他认为艺术的美学价值之一就在于既“表”情，使个体的真情得到传达和沟通；也“提”情，使个体的真情往“高洁纯挚”提挈。对原生情感的“陶养”，是艺术家“最要紧的功夫”，只有这样，“向里体验”，“向上提挈”，“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实现美的艺术情感的积极“移人”之“力”，进而促进“人类的进步”。他强调，艺术是“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趣味化艺术化的生活态度的确立，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他的理想是，“今日的中国，一方面要多出些供给美术的美术家，一方面要普及养成享用美术的美术人”。“美术人”形象概括了由艺术之美情通达生命之美化的情感启蒙和人性建设的路径，这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显著的理论特色和精神取向。他们指出美的情趣不是单调的，好的文学艺术可以是歌的笑的，也可以是哭的叫的，赞美艺术对刺痛、哀壮、激越、遒劲、慷慨、雄杰等具有阳刚之美的情感的表达，从而大大拓展了美情的内涵和意趣。
从民族美学的美趣意向来看，美情突出了审美情感的挚、慧、大、趣等美质特征
美情具有作为常情的美学提升，是对常情的内涵美化和形式美构的完美契合。常情可以是真实的、丰富的、敏锐的、强烈的，但不等于美情。从民族美学的美趣意向来看，美情突出了审美情感的挚、慧、大、趣等美质特征，尤其在艺术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美情首先是挚情。挚情也是一种真情。日常发生过的情感虽是真的，但不一定是美学意义上的挚情。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有“童心”的概念，强调艺术对真情的抒发，从明代的李贽到现代的丰子恺都予倡导。丰子恺曾举顽童的例子，来说明艺术化的“童心”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小孩子的喜怒哀乐。挚情作为发自内心的真情，剔除了那些已被世俗戕残俗化的常情，它既不矫饰又具善的内涵，既是人的纯全本性的自然流露，更具内在之诚，即真在内而神动外，是比常情更为深沉更具厚度的真情。
美情也是慧情。美情在感性中潜蕴着理性，因为反思观审的诗性张力而超拔于常情。它不会像常情那样只关涉主体自我的具体需要，或拘泥于一己的特定情绪，而是借助审美距离的建构和审美心态的确立，悬隔实用利害的考量，而使主体情感进入自由超越的境界，如庄子喜鱼，屈原爱橘，抒发的是主体向往的生命理想境界。
美情还是大情。常情的发生，直接关涉于主体的具体个体体验，有相应的具体时空。美情则基于个别又涵通一般，徜徉于审美化的艺术时空。苏珊·朗格将美的艺术情感称为人类情感。康德将审美情感称为普遍情感。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一定要去描写震天动地的重大事件或呼风唤雨的英雄人物，但其创造和传达的情感，一定是能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种族的人们的共鸣的，是那种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交融的类情感，是群体大众甚至人类情感的代言。如屈原的上下求索之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之慨。
美情亦是趣情。常情是原生的情感，虽也有喜怒哀乐及其纠结交缠，但缺少了艺术想象和形式技巧等修饰，相对粗糙、平淡。艺术情感则以各种手段和方式来强化、渲染，使其达到更为生动、丰富、鲜明、强烈等美感效果。如中国古典诗词很喜欢抒发“愁”绪。一个“愁”，可以是“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的莫名之愁，也可以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闺中之愁，还可以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思乡之愁，甚或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之愁。想象、语词、修辞、结构等的综合作用，烘托提升了情感的深度、强度、力度、饱满度、清晰度等，使得我们日常似曾感知的情感，变得如此富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如此动人和富有韵味。
美情涵育的过程，也是贯通真善美而落实于行的过程
美情作为对常情的美学提升，有着丰富的实践意义和人学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审美感官和审美能力是需要培养的。拥有听觉器官，不等于拥有音乐的耳朵；能够察觉响动，不等于擅长欣赏音乐。如果在过重理性、轻视情感的文化氛围中，在只讲实效、漠视情感的客观环境中，就会使我们对于情感的需求趋于麻木，使我们情感的触角变得迟钝，使我们情感的能力逐渐退化。人的情感教育和审美生成，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美学家就已提出的命题，在今天并未过时。
创美审美的实践，具有丰富的情感功能，对于美情的涵育和人的审美生成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美的实践可以丰富主体的情感体验。在创美审美活动中，主体可以“千百化身”，突破直接生活经验的限制，为自己的情感经验增添新的东西。其次，美的实践可以加深主体的情感认知。美情作为一种慧情，它不仅是传达，也是反刍，可以因为知性的融入而对日常情感予以观照反思，拓深日常情感体验的深度。其三，美的实践可以补偿疏导主体情感。现实生活中主体情感需求的不满足或负面情感的郁结，需要有效的补偿、转移、宣泄、疏导，这既是爱情和武侠题材在艺术中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艺术审美活动的本体价值之一。其四，美的实践可以提升主体的情感品格。美情涵育的过程，也是贯通真善美而落实于行的过程，它不仅是体验，也是评价，是通过情感评判来促进情感品格提升进而化人“移人”的过程。
（金雅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